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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·畫·影 : 穿衣鏡全球小史

物·畫·影 : 穿衣鏡全球小史

一場跟隨穿衣鏡的時空漫游!著名美術史家巫鴻著作,跨越歐、亞、美三洲,聚焦全球貿易流通中關于鏡像的視覺想象與藝術創(chuàng)造。

作者:[美] 巫鴻
出版社: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間:2021-05-01
開本: 32開 頁數(shù): 280
本類榜單:藝術銷量榜
中 圖 價:¥73.5(7.5折) 定價  ¥98.0 登錄后可看到會員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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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·畫·影 : 穿衣鏡全球小史 版權信息

  • ISBN:9787208166264
  • 條形碼:9787208166264 ; 978-7-208-16626-4
  • 裝幀:簡裝本
  • 冊數(shù):暫無
  • 重量:暫無
  • 所屬分類:>

物·畫·影 : 穿衣鏡全球小史 本書特色

適讀人群 :廣大讀者美術史家巫鴻全新力作
一場跟隨穿衣鏡的時空漫游
嶄新視角串聯(lián)奢侈品、繪畫和影像
聚焦全球貿易流通中關于鏡像的視覺想象與藝術創(chuàng)造

物·畫·影 : 穿衣鏡全球小史 內容簡介

本書是作者的近期新專著,以穿衣鏡為線索,運用豐富的藝術史材料,跨越歐、亞、美三洲,將品質品、繪畫和影像在優(yōu)選物質和文化流通的語境中串聯(lián)起來。

全書分為上下兩編。上編研究穿衣鏡的產生和演變,通過18世紀中國宮廷史料記載和文學、繪畫、建筑中對鏡屏的表現(xiàn),提出大膽設想:穿衣鏡是東西方聯(lián)合的創(chuàng)造——歐洲提供了大玻璃鏡面,中國則從它的屏風傳統(tǒng)中演繹出“鏡屏”這種物件;下編轉而聚焦于19世紀發(fā)生的一個波及面更為廣大的優(yōu)選現(xiàn)象,即當攝影術在19世紀上葉被發(fā)明之后,穿衣鏡在攝影中的運用以及對優(yōu)選化的圖像流布所帶來的影響。

物·畫·影 : 穿衣鏡全球小史 目錄

解題 一個虛構的微電影腳本

楔子 “史前”大鏡



上編 物件與映像

**章 從凡爾賽到紫禁城:東西方聯(lián)合創(chuàng)造穿衣鏡

壁鏡的時代

清帝的鏡屏

《對鏡仕女圖》

第二章 從怡紅院到養(yǎng)心殿:文學和視覺想象中的鏡屏

曹雪芹的鏡屏想象

乾隆的鏡像幻想

下編 媒材與主體

第三章 從歐洲到全球:穿衣鏡攝影模式的流通

克萊門蒂娜夫人的女兒們

新奧爾良的白奴女孩

暹羅國王的妃子

中國:傳教士寫作到影樓實踐

第四章 從程式到主體:在鏡像中發(fā)現(xiàn)自我

辛亥剪辮紀念照

莫里索的《賽姬》



尾聲 大鏡的失落

后記


展開全部

物·畫·影 : 穿衣鏡全球小史 節(jié)選

克萊門蒂娜夫人的女兒們 倫敦的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在1939年獲得了一批不同尋常的捐贈,所收到的七百余幅照片均出自一位不見經傳的19世紀女攝影師之手。這些照片因為從相冊中揭下而出現(xiàn)了令人遺憾的卷曲和破裂。但是它們的影像是如此生動含蓄,使得博物館策展人欣然接受。捐獻者是攝影師的孫女,她把傳到她手里的這批照片獻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,是因為她剛在那里看了一個使她非常感動的紀念攝影術發(fā)明一百周年的展覽,她想這批照片也許會給研究攝影的早期歷史增加一些材料。在隨后的半個世紀中,這份資料躺在博物館的庫房里無人觸動,直到維吉尼亞·多迪爾女士(Virginia Dodier)——當時還是倫敦考陶爾德藝術研究所(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)的一個碩士生——從1984年開始對它們進行系統(tǒng)整理。隨著研究的深入和由此引出的回顧展和出版物,一個被歷史遺忘的女攝影家重新出現(xiàn)在人們面前,以其作品的心理敏感打動無數(shù)觀者的心弦。 她于1822年出生在英國的格拉斯科城,閨名是克萊門蒂娜·埃爾芬斯通·佛萊明(Clementina Elphinstone Fleeming)(圖3.6)。從軍的父親出身于蘇格蘭貴族世家,她和姐妹們在格拉斯科城郊的家庭莊園中長大,隨著那個時代的風尚接受了藝術、音樂、語言、詩歌和家務的訓練。去羅馬的一次長途旅行給十九歲的克萊門蒂娜留下了終身印象,特別是意大利的風景和古典繪畫,將會在她的攝影中不斷發(fā)生回響。她二十三歲結婚,丈夫是一個可觀家產的繼承人。 雖然公婆希望兒子找到更加門當戶對的妻子,小兩口的愛情終于克服了這種偏見,建立了一個迅速擴大的穩(wěn)固家庭;楹笠荒昕巳R門蒂娜生了**個女兒——伊莎貝拉·格蕾絲(Isabella Grace),再下一年是跟隨她名字的克萊門蒂娜,兩年之后是佛洛倫斯·伊麗莎白(Florence Elizabeth)……到四十二歲前——即她因病去世的那年——她已經生了十個孩子,其中兩個夭折。孩子成了她生活的中心,這個快速增大的家庭在倫敦住了十二年,然后于1856 年搬到了愛爾蘭鄧德拉姆(Dundrum)的莊園——她的丈夫在那一年繼承了這個產業(yè)和哈瓦登子爵的名號,克萊門蒂娜于是也成了哈瓦登夫人。也就是從那時起她開始拍照。研究者猜測她對攝影的興趣肯定在更早時候就已開始,甚至可能在倫敦得到過一些業(yè)余攝影師的指教,但只是在此時才有了足夠的物力和人力——孩子們肯定需要人照顧——來發(fā)展這項愛好。 這個時間點在攝影史上也頗有意義:經過初期的摸索之后,攝影術從1850年代開始進入較為成熟和標準化的階段。特別是火棉膠攝影法(wet collodion method,也稱濕版攝影法)的發(fā)明被認為是攝影術產生后的一項重大技術突破。這種攝影法在涂有感光火棉膠的玻璃板上制作負片,然后在涂有蛋清感光材料的相紙上顯影。它帶來的一個進步是曝光時間的縮短——拍風景現(xiàn)在需要10秒至1分鐘,拍人像縮短到2—20秒。另一個同等重要的進步是影像質量的提高和復制性的增強:玻璃底板上的畫面更加清晰,層次更加豐富;使用蛋清相紙可以印出無限量的永久性照片。當哈瓦登夫人開始從事攝影,她使用的一直是這種攝影方法。 除了技術上的進步,1850年代對于攝影風格的發(fā)展也有著重要意義。正如多迪爾女士指出的,在此之前的實驗性攝影家一般把攝影作為一種新的科學技術看待,專注在這方面進行探索。但1850年代以后出現(xiàn)的新一代攝影師對這種純科學態(tài)度不再滿足,轉而追求大眾能夠欣賞的畫意趣味,包括田野風光和秀麗的海岸,以及靜物擺設和人物肖像。哈瓦登夫人的作品從一開始就更為偏重于視覺性和藝術性,火棉膠攝影法也給予她更大的自由,在技術容許的范圍內盡量傳達自然發(fā)生的隨意狀態(tài)。 在她短短的藝術生涯里—她從開始拍照到去世不過七年——她的攝影在題材和風格上發(fā)生過一個重大變化,與從愛爾蘭莊園搬回倫敦的時間(1859年)正相吻合。她在此之前拍攝的愛爾蘭照片多取材于周圍風景,以及室外陽光下的村民生活。但回到倫敦,住進南肯辛頓區(qū)(South Kensington)的一座新建洋房之后,她把鏡頭毅然地轉向了內部空間(interior space)——不僅拍攝地點均在建筑內部,而且攝影的目的也從記錄生活景象轉為發(fā)掘人物內心的感情和思緒。她的拍攝對象都是女性,兩個大女兒更是反復出現(xiàn)在鏡頭前面。這些年輕女子表情含蓄,略帶憂郁,有時在沉默中讀書和寫信,有時凝望著窗外的虛空或鏡中的自己。這些照片無疑反映了維多利亞時期文學藝術對女性內心的強調,但其復雜而細膩的心理描繪遠遠超出了一般的商業(yè)照片,使哈瓦登夫人成為當時藝術攝影的一個代表人物。 移家倫敦后的第四年,她于1863年首次參加了倫敦攝影協(xié)會(Photographic Society of London)——后改名為皇家攝影協(xié)會(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)——的年展并獲得“業(yè)余攝影師*佳貢獻”銀獎(圖3.7),也被該協(xié)會選為它的**個女性成員。翌年她再次參加攝影協(xié)會年展并獲得“構圖”銀獎。她于1865 年因病去世,時年四十二歲。 § 從哈瓦登夫人倫敦時期的照片中,我們知道她在南肯辛頓的家里有不止一架落地穿衣鏡。其中一架和她本人差不多高,弧形上緣寬1米以上。鏡框樸素無華,只在兩旁的立柱頂上飾有小型花蕾。 在一張少見的自攝像中,哈瓦登夫人站在這架鏡子旁邊,依扶邊框的姿態(tài)顯示出她和這件物件的親密(圖3.8)。穿著白色長裙的她身朝大鏡,但回過頭注視著照片外的觀者。這個“觀者”實際上是她的立式相機,在大鏡中映射出來。這幅意味深長的照片所表現(xiàn)的因此是三個主體之間的共生關系(symbiotic relationship):穿衣鏡的用途本是化妝觀容,但映出的卻是攝影師的相機;相機的拍攝對象本是攝影師,但捕捉到的卻是她與鏡子的“雙像”以及鏡中的相機自身;攝影師希望在自攝像中包括相機因此使用了穿衣鏡,但也由此透露出自己與鏡子的親密關系。 同一架穿衣鏡也被用來拍攝她的女兒伊莎貝拉和克萊門蒂娜。在伊莎貝拉的一幅肖像中(圖3.9),她穿著一襲寬大長裙,其顏色、樣式以至裙擺上的花邊都和前幅照片中哈瓦登夫人的長裙一模一樣,明顯是相同的一件(見圖3.8)——母女在照片中的“換裝”透露出二人不同尋常的關系。和母親一樣,伊莎貝拉也站在穿衣鏡前;但與母親不同的是她背對著照相機和觀者,我們看到的是她的背影和小溪般披下的卷發(fā),被身后的落地窗凸現(xiàn)出來。同樣有別于哈瓦登夫人自攝像,穿衣鏡在這里所映射的不再是相機,而是伊莎貝拉的年輕臉龐:她稍稍側著頭,用左手撩起長發(fā),似乎對鏡中的自己靜默地發(fā)問。 正如上文提到的一些例子所顯示的,在19世紀中期的歐洲,“穿衣鏡前的女子”已經成為一種流行攝影樣式(見圖3.3—3.5)。但哈瓦登夫人給予鏡子更加深刻的功能——與其是純粹顯示發(fā)型、服飾和身體,此處的穿衣鏡被用來揭示女性主體的內省狀態(tài)。在這個意義上,她的攝影與當時的一些著名文學和繪畫作品見證了同一潮流,甚至有著極為具體的聯(lián)系。例如當時旅居倫敦的美國畫家詹姆斯·惠斯勒(James McNeill Whistler,1834—1903年)于1865年創(chuàng)作的《白衣姑娘》,幾乎是哈瓦登夫人鏡像攝影的翻版(圖3.10)。上章結束時提到的《愛麗絲鏡中奇遇記》的作者英國作家卡羅爾,實際上是哈瓦登夫人攝影作品的一個愛好者,他收藏的照片就包括了上面分析的伊莎貝拉的肖像(見圖3.9)。這張照片拍攝于1862—1863年,《愛麗絲鏡中奇遇記》出版于1871年。在該書**章中,愛麗絲對她的貓咪說:“現(xiàn)在,只要好好聽著,別說那么多的話,我就告訴你,我所有關于鏡子房間的想法。首先,你看這就是從鏡子里能看到的房間——它跟咱們的屋子一模一樣,只不過一切都翻了個個兒。當我爬上椅子就能看到鏡子里的整個房間—除了壁爐后面的那一點兒地方。啊,我多么希望看到這一點兒地方……”(圖3.11)我們完全可以想象,這些話是從照片中伊莎貝拉的口中說出來的。 如果說卡羅爾和惠斯勒可能從哈瓦登夫人的鏡像作品中取得了靈感,那么哈瓦登夫人本人則可能受到同時或早一些英國文學的影響。文學史家希瑟·布潤克—羅比(Heather Brink-Roby)曾撰文討論穿衣鏡在當時英國文學中的作用,所舉的*重要的一部作品是威廉·梅克比斯·薩克雷(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,1811—1863年)的《名利場》(Vanity Fair)。在這部于1847年首版后造成轟動的小說中,薩克雷多次使用鏡子揭示人物的內心活動。對此布潤克—羅比總結道:“雖然我們常把鏡子和現(xiàn)實主義摹寫物質現(xiàn)實(即眼睛能夠看到的世界)的意愿聯(lián)系起來,以表現(xiàn)現(xiàn)實中的實在細節(jié),但在薩克雷的筆下它們卻被用來銘記意識層次的無形活動! 這個說法完全可以被用來解說哈瓦登夫人的鏡像作品。在她的另一幅這類作品中,二女兒克萊門蒂娜取代了伊莎貝拉,站在同一場景中的同一架穿衣鏡前(圖3.12)。但她不在觀看鏡中的自己,而是把頭側倚在鏡框的立柱上,出神的眼睛透露出飄浮的遐想。我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,但對于19世紀60年代的觀者來說,她裸露的肩頸和鏡旁掛著的外衣或披巾很可能會引起“少女懷春”的想象。但是更重要的是,這張照片印證了哈瓦登夫人經常使用的一個手法:她把觀者的目光引向兩個緊密聯(lián)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的主體,一是鏡前的人物,一是她與鏡像的并存。當專注于鏡前人物時,我們欣賞她的秀麗面頰和充滿活力的年輕身軀;而當注視的焦點包括了鏡中映像的時候,我們更希望發(fā)現(xiàn)心理活動的痕跡—鏡前女孩與鏡中自己的沉默交流。 這類鏡像在哈瓦登夫人的作品中有很多變體,所反映的情緒和感覺也不斷發(fā)生微妙的變化。有時相機向前推進,只露出上半身的人物和鏡像被置于更直接的對峙之中(圖3.13);有時鏡像出現(xiàn)為黝黑的剪影,突出了鏡前女子高光之下的肩頭(圖3.14)。但除了這些穿衣鏡肖像之外,“鏡像”的概念對于哈瓦登夫人來說還有一層更深的含義——當它們從圖像的內容轉化為圖像的結構。如圖3.15所示,照片中的兩個年輕女性——伊莎貝拉和克萊門蒂娜——近距離地相互凝視,環(huán)繞在彼此腰部和肩上的手臂把她們拉得不能再近。這里沒有鏡子,但是圖像的自身結構使人物變成彼此的鏡像。圖3.16是哈瓦登夫人辭世那年拍攝的作品,其中的兩人仍是伊莎貝拉和克萊門蒂娜——她們已經成長為年輕婦人。伊莎貝拉穿著時尚長裙,背向觀者因而把頭上的飾物直接呈現(xiàn)在我們面前;克萊門蒂娜則是一身黑色騎裝,眼光向上凝視著姐姐的面龐!扮R像”的概念在這里變得更為復雜:立在二人之間的玻璃門仿佛是一面透明的鏡子,提供了兩個形象中途相遇的平面。

物·畫·影 : 穿衣鏡全球小史 相關資料

物·畫·影 : 穿衣鏡全球小史 作者簡介

巫鴻(Wu Hung),著名美術史家、批評家、策展人,芝加哥大學教授。
1963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學習。1972—1978年任職于故宮博物院書畫組、金石組。1978年重返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攻讀碩士學位。1980—1987年就讀于哈佛大學,獲美術史與人類學雙重博士學位。隨即在哈佛大學美術史系任教,于1994年獲終身教授職位,同年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學亞洲藝術教學,執(zhí)“斯德本特殊貢獻教授”講席。2002年建立東亞藝術研究中心并任主任,兼任該校斯馬特美術館顧問策展人。2008年被遴選為美國國家文理學院終身院士,并獲美國大學藝術學會美術史教學特殊貢獻獎,2016年獲選為英國牛津大學斯雷特講座教授,2018年獲選為美國大學藝術學會杰出學者,2019年獲選為美國國家美術館梅隆講座學者,并獲得哈佛大學榮譽藝術博士。成為大陸赴美學者獲得這些榮譽的第一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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